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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社联动”实践与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

今天我来说一个比较具体的话题——“三社联动”。 现在全国都在搞一个很大规模的“三社联动”,它和我们本次会议所说的社会治理问题有很大关系。

一、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的发展

今年对社会工作专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。2006年中央出台了一个关于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决定,这个决定是镶嵌在“构建社会主义核心社会”中的。我认为,当前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社区建设,不看那个文件就是“瞎子”。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是社会建设最根本的文件,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没套在这个文件上。上海有实践,搞党建;北京有实践,也在搞党建(“五大建设”加一个党建),而且北京上周出了《社会治理“十三五”规划》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怎么看待社区治理?实际上它不是临时的行为,从中央来讲,十年来就是这么做的,甚至再往前推,社区建设应该推到2000年民政部关于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,那里讲了“六个服务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前年讲到社会工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发挥作用;李克强总理讲到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,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了“三社联动”。

二、“三社联动”成为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实践形式

“三社联动”是201310月份提出的,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文件就出来了,文件中用了“社会管理体制”这一概念。所以中央说的是“社会治理”,但是通过“社会管理”这个概念一看就知道中央是怎么想这个事情了。在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》这份文件中提出了三个东西:以社区为平台、社会组织为载体、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。

这三者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?首先,提供服务并且提高服务的水平;其次还要落实到社会治理上去。虽然今天我们讲社会治理,大家看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,其中讲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,但是现在很多文件里又是在用“社会管理”,北京市的“十三五”规划里用的就是“社会管理”。这是往后退了还是怎么回事?“社会治理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概念,但是在很多具体工作里依然沿用“社会管理”这一概念,在这个意义上,它涉及到上层的理念问题。

三、对“三社联动”的理解及实践

关于“三社联动”,有很多地方都在搞实践。比如2003年上海从“三社互动”到“联动”;江苏昆山(2012年)的“三社联动”;北京的实践;山东的四社联动;2016年黑龙江多社联动等。那么,对“三社联动”怎么理解?我们看看政府是如何理解的。某省搞“三社联动”,认为“三社联动”就是社区服务、社区建设、社区治理互相促进,而没有提三社的脱嵌;某市的经验是建立社区网格化体系,配齐网格长、网格民警、网格管理员、楼组、民情信息员队伍,认为“网格”在社会管理中是很重要的。有的地方官员来北京开会,他们就说:我给你介绍一个好经验,叫“三网合一”。其实“三网”根本就没有合一,它们根本就合不到一起,三个网是不同的,要真正合一,除非由党来管这个事情。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处理社会治理问题,认为社会治理不就是用个词来代替社会管理吗?所以,社会治理变成了他们偷梁换柱的东西,在街道和下一次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社会治理的意涵。

四、“三社联动”中的张力及博弈性协同

对于第四点,我们知道在当前体制下,很多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,比如刚才说的清河实验,北大这五年给北京市培养了500个最好的居委会主任,每年100个,每一个班培训4个月,让他们去做社会治理。但是做来做去,他们说:“王老师,我们的社区党建抓得最紧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学界和政府之间是有结构性冲突和张力的,这个张力源自于三个理性之间的冲突:政府的政治理性、社会力量的专业理性与基层官僚的职位理性。我们现在很少分析基层官僚的职位理性,想让居委会主任听你的?我的很多学生做论文到居委会那里,居委会不同意,你就做不动。别看萝卜小,萝卜占在位上,你就没法弄!所以,实际上这三个理性中最重要的是基层官僚的职位理性。

那么我们怎么办?是不是要撤了?不是!我认为要进行博弈性协同。如果社会体制能够从上到下,上面也认为是个问题,不这么做不行,那么他就开始做了。因为体制有很大的惰性,中央的文件写得很光鲜,真正底下做得却不怎么样,而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实打实的东西。所以政府、社会力量、基层官僚三种理性之间的博弈性协同,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

(本文根据2016121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思斌老师在清华大学“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”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)